[26]以行政规章创制为例，自尼克松以来，每位总统所建立的规制审查计划中，总统均扮演着监督行政规章制定的咨询和顾问角色。

[xvi]其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第126条的应有之义，对此无需赘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宪法所意图排除的是行政机关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扰，无论是中央的行政机关还是地方的行政机关，均不得干扰人民法院的审判权行使，这种排除干预的效果也是审判权统一性所必不可少的内涵。

1954年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无权行使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和宪法的解释权，遇有违宪之嫌的法律、法规，应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或解释的要求。可以说，一个专门的审判机关必然要求独立享有审判权，而独立审判的实现则相应地保证了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宪法地位不受侵犯。笔者认为，在法治国家任何改革都不能以牺牲法治价值为代价，所谓的违宪改革弊多利少。首先，宪法原则对司法活动产生的宏观的指导作用。

法院的工作虽以审判为中心，但不能违背宪法的宏观指导。但这些做法容易干扰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导致冤假错案。但是，党的政治报告中的法治国家的论述只是党内的共识与重大理论主张，还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

作为明确的宪法规范，法治国家在宪法文本上的正式出现是1999年修宪。作为动态演变中的概念，法治国家更丰富的价值在于指引和引导，体现了法治的过程性与国家属性。根据清末民国时期引入国外法治国思想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法治国这一概念是从日本引进而来的，或者至少深受日本公法学的影响。目前，普遍存在的法治的工具化、地方化、部门化与庸俗化现象与法治国家精神的碎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②同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写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法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社会自治是必要的，但离开一定形式的国家干预，所谓的社会就会失去必要的活力。

在宪法文本中，既规定国家社会，也规定社会生活，两者统一于宪法规范之中，没有必要把法治社会从法治国家概念中剥离出来，否则会影响法治国家的整体性价值体系。因此，宪法理念的树立，必须从宪法的实施着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摈弃宪政恐惧症。为了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国家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合理的分工，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相互均衡和制约机制。作为宪法原则意义上的权力分立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国家权力组织的合理化，制约与监督并不是权力分立的唯一内容与目标。

但在中国，国家在法治发展中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现在的国家治理仍然不是法治的，[12]特别是执政党在党与国家治理关系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在宪法体系中生活的人们，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这种平等既包括形式意义的平等，也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平等。1978年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法治概念，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个字清楚地表达了法治的意思。[12] 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郁建兴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4. 从法治国家的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社会主义宪法的实施就是社会主义宪政，资本主义宪法得到实施，就是资本主义宪政。

它解决了权力制约的有效性问题，回答了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实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历史和传统的国家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建国后，法治的提法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开始学术界提出法治概念。

1996年2月8日，王家福教授为中央政治局主讲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讲座。[9] 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6页。③ 总之，包括依法治国，特别是法治国家概念的理解上，1999年修宪前、修宪中以及修宪后学界的关注是不够的，造成写在宪法文本上的法治国家只具有规范的象征意义，无法获得明确的规范意义与效力，甚至有时陷入中国是不是法治国家的困惑，如外交部发言人评论法律话题时曾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引起了媒体的质疑和讨论。要走上法治道路，不靠编订法典，而要靠奉公守法。自19世纪以后，法治国家进入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如成文宪法的制定、权力的分立、基本权的保障、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行政的合法性、宪法裁判制度等。根据他的法治国的理解，法律是国民的行为规则，国民共同守法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无规则，则社会秩序必然会混乱。

法治国家的自由价值通过我国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得到具体化。[8]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律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623页。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必须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宪法观，坚持依宪治国的理念，这样才能保证执政党在变幻莫测的历史进程中走在时代前列，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法治国家所倡导的共同体不是某一具体领域的共同体，是一种涵盖不同领域共同体形式的综合性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后者则体现为国民全体或其选出的代表的意见，法律非经公意不得随意改废，此种法律在立宪国家推行，人人所公奉之法即其所公定之法，无贵无贱莫不受制于法律之下，有权利有义务亦皆以法律为界限而不能溢取或幸免，依法为治，故法即治，治即法，是之谓法治国，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法律是大家共同制定的法律，人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但都以法律为界限，不可逾越。

讲座中，王教授重点说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提出了法治国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但1949年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我们对合理的法学遗产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法学的历史继承性。比如，在1906年，朱绍濂就翻译了木喜德郞（讲述）的《法治国主义》。根据宪法规范体系与法治的意义，依法治国中的国是政治共同体的国家，通过法律治理国家生活，建设符合法治特征的国家，不是法制国家，体现现实法律效力与目标的统一，遵循法治的原则。

1934年，张我军译注了日本大山郁夫的原著《现代政治思想之主潮及其缺憾》，其中也有关于法治国思想的论述。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的行为准则，即国家不应依照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智慧、注意力来治理，而必须依照符合事物规律、时代精神、人民利益、社会理想的法律来治理，不能权大于法，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

从目前公布的修宪资料看，大家普遍关注法治国家入宪的意义，但对入宪以后法治国家的含义以及法治国家具体标准则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6] 田纪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

特别是1949年10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文本 法治国家 人权保障 法治社会 宪政国家 。

广义的法治国家是把国家与社会合而为一，既包括法治国家，也包括法治社会。这里使用的是法制国家概念，并没有严格区分法治与法制的界限。以我国现行宪法的有效文本统计，包括目录、章节标题、正文，国家一词共出现了151次。他对法律的来源及功能进行了阐释，认为法律有钦定和公定之分。

宪法文本中的国家一般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在统一的政治实体或者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在分析国家含义和功能时，要结合宪法文本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不能把国家的概念绝对化。

成熟的法治是人权价值普遍受到尊重的理想状态。注释: ①作为新政权废除旧政权的法律制度与体系是具有正当性的，但法律制度与法学理论并不相同，旧政权下形成的法学传统中也存在合理因素，对此不应全盘否定。

根据宪政的原理，宪政是宪法实施的政治状态与过程，宪法与宪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和依据，宪政是宪法的运行和实施。[10] 1979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第一次把法治概念用于中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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